福柯与德勒兹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目录

(“启示”而非“总结”,是指我对一些术语、观念的理解很可能和福柯、德勒兹的原意并不一样,用来解释术语的词也都是自己编的,甚至将两人的观念随意糅合加工。为此我不但不道歉,也不在文中区分哪些是原意哪些是扩展,而甚至想强调这是必须的,因为哲学家提起概念,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拓启迪新的思维方式,而后来者如果只“理解”并运用他的观念概念,就卒,就陷入定见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
,走向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独特力量的反面,从而价值变低。用艺术观照哲学,这就是毕加索说的“拙工抄,巧匠盗”。我们要试图领会这样一套新的范畴、方法论背后,哲学家的新的投注
,新的灵感,新的问题,这并不容易,但不能懒,这种懒微妙到很难克服。而这样做恰恰是对哲人最好的继承,因为这扩展了他的生命
而不是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目录

1.关于对“话语”、“权力”与“差异”的理解的约定

话语这个概念是福柯拿出来提请大家注意的,作为20世纪的哲学家,福柯拿出来的概念比(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统觉”,黑格尔的“精神”)的构造性/文学性要少得多,偏描述性。“话语”意在指出一个观察——从日常闲谈,广告宣传,政治言论到人文社科著作,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交流,言说
表达
都存在某种隐约可见的“潜规则”,一种细心观察才可摘取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是散碎的,灵活的。

话语并不一定是语言的
,可能是交流到某个话题时,人们做出的反应,比如表情,姿态,转移话题的特定倾向,可能是交流场所的偏好和设置
(比如问答式、评论区、QQ空间里“跟队形”等等)。甚至,如果我们把“交流”扩展为“交互”,“言说”之外补充上“行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言语交流本就属于各种复合交互方式的一个部分,而且随着时代推移,以语言为中心的交互在总交互中的地位也可能下降或偏离。

在这里我关心的是特定情境下的即时反应,而非长期行径。因为我想研究的是可能与行径
的变动有关的事物,而非行径本身,比如我不关心甲是搞了一学期刑法学还是文学观念史,我关心他是如何决断
去开启这个过程的,抑或(兴起一个念头,思虑再三又压下来)这个过程,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就是关心此在的烦此在的本真性存在以及那些侵扰此在的日常沉沦的焦虑

权力也是福柯关注的概念之一,他不满意长期以来对这个词的陈旧理解(观念),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权力已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直白的、施加—承受
二元对立的、压迫性的力量,而更像是一种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平面性的、分形的、灵动的影响网络。

中国哲学如何在场

2.话语与知识

每当我给一个东西安上“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有意无意地想说:这个东西,虽然起初可能仅仅是某个灵感、某种观念或启发,但逐渐可能(有时是很可能,有时是已然)生长为一种力量/权力/意志/特定方向的投注/影响力,甚至脱缰,更甚至走向其自身的反面,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安上“主义”,而丝毫不别扭,比如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尼采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越是高超的东西,越难以被安上。比如“康德主义”,“福柯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就很蠢。

有了这样一个观察,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哲学史上区分哲思的两种特征,一种我称为向度性(或称话语性、文学性),表征作品引发读者朝向某个方向、进入某套话语,甚至秉持某种精神进行思考感悟的效果(无论作者有意无意);另一种我称为震荡性,表征作品对各种既定体系、固定思维方式怀疑、变革、震碎的效果。

(蹙脚的比喻:从原点出发画出一圈矢量,各自探寻“真理”,真理是个点吗?我看不像。)

这样一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借助话语的概念来考虑,就容易看出,震荡性占优还是向度性占优,虽说受作者的写作风格影响,但高明的读者也是可以超越这个影响的。简单说就是,我不一定完全听你的。

而在马克思、早期维特根斯坦、尼采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向度性,这曾经一度使我坚信写《逻辑哲学论》的人完全不懂哲学(上来就规定什么事态-原子命题映射论,然后推出一个体系,简直可笑),是个站在哲学外部的批判者,现在也只是因为自己从中提炼了一些震荡性,才暂且放过他。

事实上,作品的向度性可以通过与历史上其他作品的向度性构成强有力的冲突,从而产生震荡性,比如尼采与经院哲学,康德与休谟等等。这便是最省力的提炼震荡性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向度性很强,并且甚至还是很“单向度”的一本二流哲学书,都可能道出某些真理,尽管这些真理不能认真看待,不能推广。

那么所谓容易转变为“主义”,自然是指向度性强的作品。哲学作品具有向度性,社会科学呢?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看似合理、“诚恳”的问题:脱离社会/群体心理学的经济学何以可能?但事实上考察经济学史,考察那些著作,就会发现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经济学还是占了主流,而且发展至今,影响深广,甚至某种程度上,“现代大众是理性主义经济学的儿子”。这样的经济学,究竟道出多少真理,我们大可批判一番,或者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一番(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可证伪性,因此许多人对社科敬而远之,事实上一个漂亮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是可证伪的,只要掌握堪比控制整个人类的可怕力量做实验),而在此不妨悬置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

与不可证伪性、片面性相比,社会科学的这种向度性更恼人,它意味着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转变成一种力量,意味着几种理论触碰和交锋的结果很可能受理论之外的力量影响,比如宣传。而把理论扔给大众后产生的效应,我怀疑更是由其向度性决定。

向度性还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受精卵并不显式地包含人类的全部历史,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教养的产物,那么文化变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的“人”也在变化,而且受着之前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文学、艺术作品的向度性的影响,那么这就产生了比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更严峻的问题——不仅实验操作与实验对象纠缠在一起,知识与知识的对象也纠缠在一起。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再试图去考察人类历史、演绎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时,就不得不广泛地考察知识借助其向度性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关注这种微妙的影响关系。这样的研究,便更像一种“考古学”,而不是一种宏大叙事。这便是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的出发点和启示。

摘要:当代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基本没有话语权。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在于我们的确没有产生有原创性的哲学。原创性哲学首先要求深入思考和批判时代的问题,同时,它必须将此思考置于哲学史的语境之中,即它的思考不是凭空拍脑袋乱想,也不能是堆积哲学词汇、故作高深的组装拼凑、实际毫无哲学品质的假货。它思考的问题的确是时代和哲学史逼出来的,哲学要发展,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根本的突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家热衷构筑大而无当的体系,并且,由于这些体系对于古今中外人类的哲学成果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自身不仅大而空,而且问题多多。今天的中国哲学家,要能够自己从哲学上发现和提出时代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复述没有思想含量的老生常谈。只有在思考人类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哲学才会被人真正承认。

3.话语与权力

关键词:中国哲学 时代问题 原创性哲学 构造体系

作者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公共商谈与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兼谈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

摘要:现代条件下的学术研究是“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其真理具有易谬性,在性质上是公共领域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商谈所达致的共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它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向度:既自主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场域,亦自主于个人的价值偏好;其分别对应着言说立场的公共性与言说内容的公共性。为确保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我们需在言说立场上遵循公道性原则,在言说内容上秉持认知性原则。在“后真相/真理时代”,践习公共商谈、积攒公共理性,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关键词:理性的公共运用 公共商谈 真理共识论 自主性 认知性

作者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及其构建

摘要:“自然”与“社会”有实质性差异,社会科学成果的衡量标准应是深刻性与通透性。社会科学研究要达此境界标准,研究问题的构建具有决定性作用。“问题空间”概念,即研究者在学术意图推动下形成的关于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及其变量关系、研究方法等等的心理集合状态,具有社会与人文、现实问题与学科解释、“客观”与“主观”等交叉性。“问题空间”构建是围绕研究任务、问题的功能—因素—结构互动、往复的过程,其构建应遵循问题中心、学科思维,“时地人”通情,理论和学科反思,研究者首先应被研究等原则。

关键词:社会科学 问题空间 研究方法 华莱士科学环

作者景怀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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