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社会转型与天地法话语的开展,领域文学崛起因应新兴学科挑衅

三、传统话语下新兴法律领域的定位难题为了描述、解释和规范社会关系,对法律做基本的类型化是法学研究和实践所必需。一)新兴法律领域对部门法话语的挑战公法与私法是大陆法系中公认的基本法律分类,将法律关系抽象为国家与个人的对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长居法律帝国的本地人群体,怀揣新的法律理念并为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而来的新兴法律领域像是齐美尔笔下的异乡人,它们在部门法话语下没能找到合适的、可充分伸展的一席之地,困于定位焦虑的境遇。同样的,立足于新兴、复合型经济社会关系和其所构成的法律领域全面兴起的时代吁求,应当认真对待和贯彻新时期领域法的法律思维和话语,这是在为法治探索未来,为更加良善的制度、人的更好发展和国家治理优化探索未来。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完备。

部门法;领域法;法律;法学;民法;财税;行政法;话语;划分;利益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完备。一方面关涉国家和人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些重要法律规范还没有制定出来,依然存在空白点和盲区;另一方面现有部分法律还存在相冲突、不协调、没接轨和可操作性弱等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在约1.7万字的《决定》中用了近十分之一篇幅来部署该问题。重点领域立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突出法治建设的领域化问题,不贪大,不求全,以重点领域为着力点,从框架式法律体系建设向精准化法治体系建设迈进。哪些领域是重点领域呢?它和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紧密相联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涵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党建领域的法治,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化、系统化的建构。

耿 颖,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研究员

与之相对,以一定经济社会领域为划分依据、以该领域内的各种法律问题、各类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法学,是对传统部门法学的超越和有益补充。传统部门法学以静态的闭合的规范属性为依据划分,基本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法律实践的产物,而领域法学是以动态的开放的问题导向为依据划分,是急剧变化的、复杂的信息时代法律实践的产物。

摘 要
领域法话语生成于国家治理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表现为崇尚个人主义、消极权利和总体化的简单现代性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进入反思和重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自由法治国亦嬗变为社会法治国。由此,大量法律现象因蕴含新的理念、功能和内容而难以为部门法体系所涵盖,导致定位焦虑。鉴于此,领域法在认识和方法上对传统法律部门加以拓补和超越,填补了其应对新兴领域法律问题的缺漏,两者共存于法治实践。领域法范式彰显具体的、实质的正义精神和社会本位立场,遵循由概念中心到问题导向,由抽象主体到角色个性,由略过事实到关注事实,由单一价值到多元协调,由体系封闭到科际整合等适用理路,旨在增进人和社会的发展。

鲜明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 领域法;现代性;社会法治国;公共利益;范式转型

中国的领域化法治探索是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产生的早期理论创新最典型的就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理论。具体表现为:经济法在与民法、行政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争论中,引出了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尤其是调整对象论的批驳,进而对全新社会领域及其集群问题作了问题导向式的理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领域法理论与实践。随后,社会法、环境法、网络法、文化法、军事法,以及正在受到重视的政党法等不断跟进。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学研究也必须直面来自法律实践的挑战和法学方法论的变革。近几年重回视野的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为代表的实践法学和由财税法学界组织讨论的领域法学是两种有益的范式尝试。无论是实践法学还是领域法学,都是在中国法治发展新阶段基于中国法学问题意识的理论探索,都在试图寻找中国法学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28)

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口。”而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诸如环境法、文化法、卫生法、网络法、金融法、财税法、教育法、体育法、航空法等,有些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学科、前沿学科,有些是交叉学科、冷门学科,它们很难被归为传统的某一部门法,所以领域法学理论的创建,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契机。

一、问题的缘起

问题意识和现实回应性

社会变迁与法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1],社会变迁的规模、深度及速率深刻影响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GDP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市民社会和契约制度不断深化。然而,在取得现代化成就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劳动者权益缺乏保障、食品药品不安全、金融“富贵化”、贫富差距拉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分配失衡等社会问题趋于严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究其本质是这种迷失于效率和自由的增长观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对真正作为社会中心的人的主体性和具体权利疏于关照。上述种种问题给21世纪以降的法治建设带来挑战。霍布豪斯曾指出:“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器官,是好是坏,要根据它们所蕴含的精神来判定。”[2]故此,法治体系亦应彰显推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新精神。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问题意识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原动力。那问题从哪里来呢?一般情况下,传统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对闭合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要从成熟学科中发现新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成熟的学科对应着定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在相应领域的社会问题也都被无遗漏地涵盖。而新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既往的定型化知识范式不能也不该刻舟求剑般地削足适履,此时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自觉地开展理论创新。

而随着社会关系复杂化,当今中国重大领域的社会经济问题愈加呈现出交叉性、整合性和动态性特征,难以为传统法律部门所涵盖,故而,晚近学界提出领域法及领域法学(Theory
of Field
Law)[3]研究范式。领域法学立足新兴交叉领域,有针对性地研究环境、财税、金融、互联网、卫生等特定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法律现象[4]。其甫一登场,便颇受关注。对于这一话语谱系的生成和发展,需渐次叩问:在现代化升级的背景下,传统部门法应对新的社会问题有怎样的局限性?领域法又为何能够以及在哪些场域下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在回应现实问题时,领域法遵循何种观念和路径?领域法话语的提炼和注入将给新兴法律领域乃至法治体系带来什么影响?本文尝试以重建现代性为时空背景,挖掘与这一进程相暗合的领域法话语的精神理念,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对于“法律中的人”的图像预设和社会形态,进而构建领域法的世界图景和价值选择,阐释领域法在认识和方法论上对于部门法话语的扬弃、拓补和超越。

所以,跳出惯性思维,从学科与现实的联结处、学科与学科的交叉处寻找问题,总能发现超现实、超学科的问题。领域法学恰恰处在现实问题的中心和学科的交叉处,它的兴起是对法学领域一些新兴问题和交叉问题的回应,是对一些新兴权利的回应,而且这些新领域的研究大都已初成体系,成为化解现实问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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