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元叙事与公海珍爱区的创设,是如何定义的

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问题,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向。将公海元叙事模式引入公海保护区构建这一领域,为预判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与理解公海保护区的合法性提供了新路径与新视角。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公海保护区具有新的动向,诸如“低政治”公约治理公海保护区的勃兴、沿海国管辖权的持续膨胀以及公海保护区在海洋划界中隐含积极价值等。在反思和检视公海元叙事的实践基础上,本文密切联系近期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与经验,认为公海保护区构建呈现出以下新趋向:公海保护区框架下沿海国管辖权的日益膨胀,治理公海保护区的“低政治”公约的勃兴以及公海保护区蕴含的其他有待挖掘的价值。

问:国际上对“公海”是如何定义的?

公海保护区;公海自由;管辖权;公约;沿海;国际法;保护区构建;国际社会;海洋保护区;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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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懿,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交通海权战略法治研究所所长;

公海定义

摘 要
作为海洋治理的有效区划工具之一,公海保护区的理论与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问题,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向。将公海元叙事模式引入公海保护区构建这一领域,为预判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与理解公海保护区的合法性提供了新路径与新视角。公海元叙事以公海自由制度张力而展开,公海自由制度张力具有三层级张力的属性。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公海保护区具有新的动向,诸如
“低政治”公约治理公海保护区的勃兴、沿海国管辖权的持续膨胀以及公海保护区在海洋划界中隐含积极价值等。然而,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考量,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应该充分顾及善意原则和
“弃权理论”的公平性等原则。沿海国应该积极审视作为公海治理重要工具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问题。

国际海洋公法规定,海洋划分依照大陆架,12海里是是领海,再往外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大片海洋是公海,也叫人类共同财产。

关键词
公海元叙事;公海保护区;善意原则;公海登临权;公海自由制度;海洋治理

因为美国不承认海洋公法,它只承认原来的3海里领海!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5BFX003);司法部重点课题(16SFB1007);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
[CLSD174]

公海在国际法上指各国内水、领海、群岛水域和专属经济区以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和支配的海洋部分[1]
。依据1958年《公海公约》,公海是不包括国家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但随着海洋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海洋资源开发的进展,沿海国管辖权扩大,产生了专属经济区和群岛水域等新概念和制度,缩小了公海的面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是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以内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国家平等地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处于任何国家的主权之下;任何国家不得将公海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不得对公海本身行使管辖权。

一、引 言

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国家不得对公海本身行使管辖权或在公海范围行使属地管辖。国家对公海上有关的船舶、人、物或事件进行管辖是基于国际法中其他管辖规则和相关连接点,其中最主要是船旗国管辖和普遍性管辖两种。同时,对某些违法行为,国家还承担了某种防止、惩罚及管辖合作的义务。

晚近以来,建立公海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 on the High
Seas)以应对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为国际社会所青睐。公海保护区一度成为区域甚至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工具和新形态。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从来都不是单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它更体现着一种海洋资源的国家控制权利和管理能力[1]。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自由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的关系以及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关系[2]。毫无疑问,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来审视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具有理论层面上的合理性。但是,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复杂性表明,公海保护区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同时,亦面临根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即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国际法基础问题。在
2013 年 7
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俄罗斯曾经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提议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3]。故此,公海保护区构建所依赖的国际法原则需要澄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海域。因此,要想用全球统一的方式来解决海洋问题非常困难[4]。更何况,现有国际法框架之下的公海保护区体制存在诸多制度性空白。公海的国际法地位和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复杂性,决定全球性公海保护区体制的构建是一种奢望。因此,尝试探索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则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于1958年9月4日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1海里≈1.852千米),该规定适用于中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为应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本文将公海保护区构建的问题置于公海元叙事这一视阈之下。公海元叙事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前期的学术基础。早在
1924 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就把元叙事界定为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5]。我国学者在元叙事的基础上,将此理念引入海洋秩序的研究之中而提炼出海洋元叙事,即关于海洋秩序的叙事。当今海洋法律秩序是在历史上关于海洋空间、资源、战场这些叙事的影响下形成的,海洋大国的海洋叙事能力一直是影响海洋事务的一个持久因素[6]。故此,公海元叙事是旨在系统地阐明公海秩序的合法化表达。依赖公海元叙事的基本模式,以探究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核心基础和发展规律问题,便具有可行性和重要价值。公海保护区的构建置于公海元叙事视阈之下,为理解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供另一种进路和视野。

国际法上指,国家领海以外的海域通称为公海。《联合国海洋公约》给公海下的定义是:“公海是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车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按照公认的国际法的原则,公海是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财富,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平等使用。它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而主权不单独归任何一个国家属有,任何国家不得将公海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且不能行使公海管辖权。随着社会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活动越来越频繁,公海自由也有了发展。1958年《公海公约》规定,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捕鱼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上述各项自由在传统法上被称为“公海四大自由”。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为公海自由增加了两项新内容,即建造国际法所准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以及科学研究的自由。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就各有其国籍。船舶悬挂某一国家的国旗即具有该国国籍。船旗国对具有其国籍的船舶,应行使有效的管辖和控制。为了使海上秩序维持稳定,每个国家有权对在公海上发生的海盗行为,贩运奴隶,未经许可的广播,非法贩运毒品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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