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例证明义务转移的二种意况,司法中的主体竞争及其意义

侯学勇,男,山东冠县人,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原告和被告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均作了规定,但举证责任是否会发生转移,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并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若要推翻该主张,应当进一步举证,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综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一般理论,结合我国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经验,笔者认为,在下列情形中,举证责任会发生转移:
一是行政裁决案件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行政裁决案件中,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已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时,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盖然性占优势,是指一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量明显优于对方,说明的案件事实更可信,更有说明力。在英美法系国家,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是一致公认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一标准也逐渐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践所采用。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特定的民事、经济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政机关主持的?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裁决时,只要看哪一方的证据盖然性占优势,就裁决哪方胜诉。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实际是以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据来对抗对方,只要被告具以作出行政裁决的证据盖然性占优势,就证明被告当时作出的裁决是正确的,案件真伪不明的后果只能由原告来承担,原告若不能举证,只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二是行政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转移。行政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为了避免滥诉,让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国内不少学者对行政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规定理解为:在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中,原告不仅要提供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而且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受损的事实,以及承担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只需举出损害事实的存在以及一般人都会合理地怀疑损害事实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给被告承担。这是因为:从举证的难易看,被告的举证能力远大于原告。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引起侵权纠纷的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要求原告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让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国家赔偿法是一种行政救济法,立法的宗旨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到国家机关不法侵害时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再对照民法通则对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向弱小的受害者倾斜,使他们有较多得到胜诉的机会。行政赔偿案件举证责任从原告向被告的转移正是为了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
三是在不作为行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转移。有的学者认为,在不作为行政案件中,原告不仅应对其提出申请的事实提出证据,而且应当对其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法院审理不作为案件主要是审查相对人提出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只有相对人才能提出申请是否合法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不作为案件时,应当将被告不作为是否合法作为审查对象,而被告对此完全有能力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案件中,只要原告证明其提出过申请的事实,举证责任即应当由被告承担。
四是适用推定引起举证责任的转移。本文所述的推定主要是指事实上的推定。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况,根据一定的经验,运用逻辑规则从已知的事实中推出未知事实存在与否的证明手段。事实上的推定得到法官的认可,主张推定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举证责任。与此同时,就推定的实体事实和证据事实提出反驳的当事人必须为此而提出反证,否则将承担事实不明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规定了适用推定的如众所周知的事实等五种情形,该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
推定引起举证责任的转移是公正司法程序的要求。正因为推定不等于事实,只是一种假设,从程序上看应当给对方当事人反驳推定的机会,而要反驳推定,只能用证据。
上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说明,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意味着在诉讼中出现的所有状态都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形中会产生转移,但在适用举证责任转移时,要特别防止可能会出现被告逃脱举证责任的情形。

摘要:通过竞争,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司法领域,竞争也在不同主体如原告与被告之间、法官之间、法院之间、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存在。司法中的主体竞争在对司法产品质量的提高、司法权威的树立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某些环节的不平等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

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关键词:司法;主体;竞争

基金项目:司法部2014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司法语境下的法律修辞问题研究》(14SFB3004)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通常情况下,“竞争”概念多用于经济领域,即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指市场主体依靠市场选择机制进行实力较量和争夺资源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具有非常高的积极价值。在完整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竞争可以使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各种分散信息,以价格信号的方式正确反映出来,进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一种筛选机制,竞争能够迫使市场经济中的各个参与主体,不断创新自己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淘汰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竞争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自然界,达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自然演化过程的核心机制,就是竞争。通过竞争,不同生物在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过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在人类社会,竞争行为具有类似的普遍价值。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同行业,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为了生存、为了生活,都会在一定规则的限制下争夺社会资源,通过不断的竞争分配资源,进而实现优胜劣汰。在司法领域,竞争也在不同主体如原告与被告之间、法官之间、法院之间、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存在。这些主体间的竞争,不断推动着司法过程中优胜劣汰机制的运作,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升司法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树立司法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过程就是融合了各种竞争关系在内的一整套的运行机制,司法程序的运转就是各种竞争关系有序展开的过程。

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竞争

司法中的主体竞争,最典型的是因直接的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竞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是司法过程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主体关系,司法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解决、合理安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基于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中,原被告双方主要是争夺两方面的资源,一是有关社会资源的实体利益竞争,一是有关诉讼资源的程序权利竞争。实体利益竞争关系因当事人之间就某一实体资源分配产生分歧而形成,或因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或因利益侵害而产生,或因契约履行不当而产生。程序权利竞争关系,是指司法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就诉讼权利展开较量,对诉讼资源进行争夺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尽管原告与被告在司法过程中的竞争关系,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多体现为对各种诉讼权利的争夺,但是,这些关于诉讼权利的竞争都是围绕实体利益而展开,最终也会以实体利益资源的重新分配作为竞争结果。

因原告与被告之间所争执的纠纷事实性质的不同,司法过程大体设计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几种不同的诉讼程序,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权利竞争关系,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有不同的体现。

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基本是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民事诉讼有一整套关于提起诉讼、提出证据、法庭审理、上诉等程序的规定,以保证原告与被告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公平竞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民事诉讼确立了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主要是指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指无论当事人一方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规定,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平等竞争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次,原告与被告在民事诉讼的各个具体环节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在起诉阶段,原告有提起、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被告有接受或反驳诉讼请求的权利,有提起反诉的权利。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原告有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被告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法庭审理阶段,原告与被告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有进行诉讼防御的权利: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另一方有权利反驳对方的主张,一方提出证据,另一方有权利提出反证。裁判阶段,原告与被告都有提起上诉的权利。这些平等性权利的规定,极大体现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主体地位。

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大体是一种对等的竞争关系。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的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享有丰富的侦查及证据资源;相对而言,被告人可支配资源难以与原告相抗衡,且在法定情况下,被告人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搜集对己有利证据资料的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竞争关系明显呈现为“强vs弱”的关系,为平衡二者之间的诉讼权利竞争关系,刑事诉讼法在规定原告享有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力的同时,赋予被告人大量的诉讼权利,如聘请辩护人的权利,自行进行无罪辩护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法定情形下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权利,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权利等。这些诉讼权利存在的原因,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就在于提高被告人的诉讼防御能力,以求与拥有强大诉讼攻击能力的原告形成大体平衡的对抗关系,确保二者之间的充分竞争。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同样存在诉讼能力差别较大的现实情况,《行政诉讼法》分别赋予二者不同的诉讼权利,以形成对等平衡的诉讼竞争关系。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恒定为行政相对人,被告恒定为行政主体,二者之间的诉讼竞争关系呈现为明显的“弱vs强”的关系。行政主体掌握国家行政权力,拥有具体的行政职权,如行政处罚权力、行政强制执行权力,依靠自己的职权和力量可以展开行政管理活动,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相对而言,行政相对人缺乏相应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与行政主体相抗衡的现实关系中,无法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充分救济。为平衡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能力对比关系,《行政诉讼法》做出了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程序设计,加重了行政主体的诉讼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之所以规定被告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根据学界普遍的观点,其法律上的目的主要在于: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权,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有利于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平衡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诉讼竞争关系,以使他们能够平等竞争、充分竞争。

从以上三种诉讼程序的主要规定来看,尽管原告与被告在诉讼中的具体诉讼权利各有不同,但法律程序设置的核心目的却是共同的:即通过诉讼权利的不同配置,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大体平衡的竞争关系,以保障充分竞争,实现竞争的协调与筛选功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