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种理学观,美学与教育美学

美学教育或审美教育有利于人们自觉地展开在教育中的美学活动,从而丰富教育美学;对于教育美学的研习有利于从事教育的人提升美学水平,增强美学意识,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潇湘公子    著

智慧;美学;教育美学

一、以人类、宇宙、自然、以及超自然界为哲学对象的“原始哲学观”。

作者简介:彭道林,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沙 410081

这种最原始哲学观产生于哲学的起源时代——古希腊,以“哲学”之名、“智慧”之实来统称人类的一切知识,后被亚氏(亚里士多德)归入理论思维科学类的形而上;物理学之后,又被称为“第一哲学”。欧洲在中世纪仍保持这种哲学观,但后来“第一哲学”被阿奎归类到思辨科学中的神学(又名:形而上学)了。

内容提要:智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智慧与哲学紧密地联系着。作为哲学的分支,美学与智慧也密不可分。美学看似是感性的,然而,美学之所以成为专门的学问,即表明它并非只是情感的、形式的东西。事实上,美的作用可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导人走向智慧,因而教育、智慧、美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美学教育即美育,属于教育学的范畴。教育美学则属于美学,在哲学的范畴。美学教育或审美教育有利于人们自觉地展开在教育中的美学活动,从而丰富教育美学;对于教育美学的研习有利于从事教育的人提升美学水平,增强美学意识,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近代很多西方哲学家都曾受到这种哲学观的影响。如笛卡尔,他曾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都是干上长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又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这么一提,差不多就是将所有的科学都纳入的哲学领域,唯独把神学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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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实际(具体事物)为哲学对象的“物理哲学观”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自由教育与一流大学建设研究”[BIA170175]。

这种哲学观形成于16—17世纪,以英国的培根和霍布斯为主要代表。前者说:“关于(事物的)形式的研究就是构成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后者发挥道:“哲学的任务就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征,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哲学的主要部分有两个,因为主要有两类物体(对立统一),彼此各不相同…………其中一类是自然的作品,称其为自然的物体;另一类则称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和契约造成的;因此,产生出哲学的两个部分,那就是自然哲学与公民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04-0067-07

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三、以人生(活着与生活)为哲学对象的“伦理哲学观”

一、从智慧说起

此种哲学观形成于18—19世纪的西欧,比如,英国的休谟、法国的爱尔维修和德国的费尔巴哈,大抵都持有这种哲学观,但其关注的重点又有所不同:休谟主张哲学研究应当直到“科学的首都和心脏”——“人性本身;爱尔维修则认为“哲学家研究人,对象就是——人的幸福”;而费尔巴哈则要求“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后的对象来研究”。

智慧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1]。显然,这种解释没有揭示出智慧的本质。

还有我们中国近代哲学家冯友兰也持有这种哲学观,因为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哲学家,必须对于人生有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有反思的思想”。

想要透彻地了解智慧为何物,我们不得不提到哲学。

四、以人心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哲学观”

哲学被称为是智慧之学。历史告诉我们,哲学的发达对于一个民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希腊的历史,近代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历史,19世纪德国以及20世纪美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也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一批世界顶尖的哲学家,如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他们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少对整个中国教育是如此。遗憾的是,虽然哲学对于中国社会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扩散到文化、科学、经济等领域,但还未来得及充分展现开来。

持有这种哲学观最具代表性的是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他说:“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这就是哲学对它的学徒所做的第一个要求。哲学所要谈的不是你外在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这种理论有点近似于我国明代王守仁“心学”的观点,也许还可以这么说,费希特哲学与阳明心学属于同一类哲学,只是其具体意识形态不同而已。

我们之中必有一部分智慧的人,如果加上充分自由的环境,杰出的哲学家就会涌现出来;或者,环境虽不那样宽松,个人却能充分地把握自由,也可以走向哲学,乃至成为哲学家。环境影响人,人亦可影响环境、改造环境。

五、以超人间、超自然的实体为研究对象的“神性哲学观”

哲学——智慧之学究竟是什么?

持此种观点最典型的就当属黑格尔。他说:“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只是“艺术与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即哲学与艺术、宗教的区别在于其意识形式的不同——“哲学除了把表象转变成为思想——当然,更进一步说,哲学还要把单纯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概念——之外,再没别的任何工作。这种哲学观让我们不难看出,尽管黑格尔是哲学家而非神学家,但其哲学的研究对象(绝对与理念)却是和神学的研究对象(上帝)同属一类超人间、超自然的神性。

哲学所做的事情大体是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向着形而上去探索;横的方面是探讨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两因素是如何关联的,是如何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差异或不同亦在广义的对立之中。

故此,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所提倡的哲学与阿奎那的“第一哲学”乃异父同胞之兄弟也。

中国哲学曾有过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争论。其实,一分为二只是存在于思辨之中。血与肉合二为一,就是生命;在思辨时,它们可以分开,如果事实上的分开,生命就终结了。人是如此,社会的经济、文化等,也莫不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是可以分辨的,却又以不同方式并存在一起。因而,看清社会,认识人,都离不开辩证法。

六、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论理哲学观”

辩证法为何普遍有效?因为物质世界是辩证地存在的,精神世界亦辩证地存在着。

这是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对流”而出现,并流行于现代西方科学与哲学领域的一种哲学观。以区别于“科学性质的哲学”和“关于科学的哲学”为代表,主张哲学“以科学或科学领域为限制”,对科学进行原研究;其研究最主要关心的是“观察、实验、科学事实、自然定律、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的本质、意义和关系之类的课题”。

从纵的方面看,就是形而上的分析;从横的方面看,就是矛与盾的分析。矛与盾在一起构成范畴。在汉语中,范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范围,另一即指矛盾双方构成的统一体。所有的事物构成一个网状,范畴即这个网上的节点,把这些节点弄明白了,网的状况也就可以明白了。

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知性哲学观”

因而,看事物,有形而上的分析才可能深刻;有对范畴的分析,才可能全面和广泛。当然,只有在深刻基础上的全面和广泛才有意义。换言之,有纵有横才能达至渊博,才有真知。这纵横两方面构成整个哲学,构成智慧之学,构成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方法。

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哲学观,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初阐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了解了哲学之后,对于智慧究竟是什么就比较好回答了:人的思维若既能从纵的方面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又能从横的方面去考虑矛盾的双方,这样我们的思想就能达到纵横驰骋,横贯东西南北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智慧。

恩格斯指出,由于人类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关于现实生活的中的人以及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创立,“现在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能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恩格斯这里所谓“纯粹思想”,当然不是指人脑中固有的先验知识,而是指人们通过实践“从事实中发现”而获得的科学知识,并且这些科学知识已非以表象的形式出现的经验知识,而是以概念、推理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知识,即—科学理论。恩格斯认为,向来喜欢“从头脑中想出联系”的传统哲学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来以后,应当代之以“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并不直接以客观事实为对象,而是科学理论为对象,并把科学理论当作“纯粹思想”过程来理解,并从科学理论中探求思维规律;而为新哲学即—“逻辑和辩证”通过研究科学理论所提示的规律,就是—“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

二、美与智慧

恩格斯并且还指出,人类思维过程规律与现实世界运动规律在其本质是同一的,前者不过是后者的自觉反映。其具体论述是这样的:

美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因而美学与智慧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只是概念的自我发展。……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也多半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用脚立地了。”

天才的古希腊人为人类贡献了哲学、数学,还有心理学、物理学、伦理学等。这是希腊神话中实质的部分。希腊人也注意到了美,然而系统的美学著作并未出现于古希腊时代。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意识到了美与和谐的关系,认识到圆形、球体最美,认识到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均衡、对称、正交比的美,但尚无系统的美学论著。

由此我们可知,恩格斯之所以把新哲学归结为研究“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是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外部世界规律是科学家的任务,这种客观形式的规律是通过科学的实践与认识反映于科学理论,哲学家应该也能(必须)通过对这种以概念、推理等形式出现的“纯粹思想”现象的研究来把握寓于其中的思维规律,才能达到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提高。

科学是理性的,伦理也是理性的。美学看似是感性的,然而,美学之所以成为专门的学问,即表明它并非只是情感的、形式的东西。事实上,美的作用可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人是为美而生的,又为美而活,为美而长。当美完全消失后,生命也将枯萎。人们在追寻美、发现美、欣赏美,同时也在创造着美。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与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言语的表达之中,美的作用无所不在。人们还透过表象去看待心灵深处的美。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什么是知识?自然是从有阶级的社会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这种观点表明,他是把哲学本质地理解为关于科学认识过程的规律理论。还有他老人家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就是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要义。相比较而言,《实践论》是从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方面来论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而《矛盾论》是从科学认识过程中的内容方面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而前者是属于“逻辑(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的规律,后者则属于“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的规律。

作为美的直接产物,便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等。音乐可能是最能同时表现美与智慧的形式。无论是在古中国的“六艺”,还是古希腊的“七艺”中,都有音乐。

八、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义哲学观”

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感谢以巴赫为代表的古典音乐家们。他们认为是音乐家给了他们以智慧,孕育了他们的科学人生。科学家们深深懂得艺术先于科学,艺术引领科学。在任何科学发展到了顶端,都要与艺术会面,与哲学会面,从而哲学、艺术、科学融为一体。

这是后现代语言哲学中的一种哲学观,主要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

在他看来,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哲学并不是人类追求智慧和知识的结果,相反,哲学是由于人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形成的。

维特根斯所著的《逻辑哲学论》中,围绕“命题和词的意义是什么?”,着力于探究理想语言的建筑结构,提出了根据逻辑规则来建立理想语言的构想。他认为,只有根据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理想语言,才是符合世界本身的逻辑结构。但是后来,在《哲学研究》中,又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将其研究兴趣从理想语言转移到了日常语言,弱化甚或消除了哲学在训练思维方面的理论功能,而只强调哲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至于把哲学当作治疗语言疾病的一门技术来看待了。说道:“哲学家对问题的处理,就象医生对病人的治病一样,哲学的结果就是揭示这种或那种十足的呓语,消除理解在碰到语言的界限时受到的创伤。”

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影响和启示下,以石里克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也认为,只有符合逻辑形式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就是哲学的任务;反之,对于那些既不符合逻辑形式,也不符合科学(事实经验)的命题,都应看作是“虚妄”的命题,都是不可说的,都是应该清除的形而上学的命题。

对以维也纳学派为赌注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却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实质在于要求哲学科学化的主张是不合理的,无异于把科学凌驾于其他文化部门之上,有悖于罗蒂所提倡的文化多元论的基本精神。罗蒂要求“超越”以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中心的所谓“大写的哲学”,主张建立一种“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的所谓“小写的哲学”。这也许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语义哲学观”。

九、以历史上的研究为哲学对象的“史义哲学观”

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哲学中虽并无其理论形式却被广泛实际应用的一种哲学观。或称“大众”哲学。

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官方哲学”还是“民间哲学”,都普遍推崇毛泽东的哲学;其著书立说者,无不宣称哲学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强调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在哲学界(特指中国大陆),那些从事“中、西、马(牛)”研究的专家、学者充其量也不过是以传统经学方式或以现代解释学方式来阐释。诸如熊十力之类的中国现代新儒家、诸如哈贝马斯之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诸如罗蒂之类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以阐释者的姿态展示自己在哲学上的种种“新见”,抑或通过“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作考据学式的或以义理学式的研究来“还原”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已…………所有这些努力所依据的无不是别人既成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可能还与现代科学有那么一丁点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就干脆没有任何关联”。

那种这种所谓的“新哲学”充分表明了其哲学活动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实际受到这样一种哲学观的指导或支配的:哲学是以历史上的哲学为研究的对象,旨在探究与把握以往哲学的义理,阐明其“微言大义”。正是这种被实用着的“史义哲学观”,使得当代中国哲学在现实性上成为了学习与研究的对象。传承着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传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并在其传承过程中结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而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推断或以逻辑引申的创新或发展。

从而,堪称是“六经注我”为主、“我注六经”为辅的当代形态的“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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