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推断,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对其论文产出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因果关系推断方法快速发展成熟,并逐渐占据微观计量方法领域的主流地位。

论文产出是教师、高校和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表现,关系到教师的职业发展、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因果推断;教育研究;准实验;异质性残值;内部有效性

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论文产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作者简介:黄斌,方超,汪栋,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作者简介:张冰冰,男,河南平顶山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沈红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因果关系推断方法快速发展成熟,并逐渐占据微观计量方法领域的主流地位。文章首先对因果关系推断方法兴起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其次,探讨了判定因果关系需满足的三个条件,对在实验数据和非实验数据条件下进行因果判定的主要困难,以及观测数据研究中异质性残值的产生原因与构成进行了剖析;其三,借助小班化教学与“新机制”改革效果评价的实际案例,依次阐述了断点回归、工具变量、倾向得分结合倍差等准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与实现过程;最后,对准实验研究所面临的内部有效性质疑进行了回应,强调对选用方法背后隐含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的重要性。

内容提要:论文产出是教师、高校和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表现,关系到教师的职业发展、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使用2014年中国大学教师调查的微观数据,并结合SCI/SSCI和CSSCI/CSCD引文数据库中教师的论文发表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有效地控制样本中的选择性偏差,估计了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对论文产出的处理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OLS估计相比,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更高。从整体上来说,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有利于论文产出的增加,同时提高工作满意度不仅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个人学术生产力,更有利于促进教师学术合作的达成。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教师学术职业发展、高校学术评价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契合的实践证据。

关 键 词:因果推断 教育研究 准实验 异质性残值 内部有效性

关 键 词:高校教师 工作满意度 论文产出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2000年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效果评价研究”(BFA140039)。

标题注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学教师评价的效能研究”。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当今社会,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越来越依赖因果数量证据的获取,因果推断方法在近二十年间快速发展成熟,并逐渐替代传统的相关分析方法(例如相关性检验与OLS回归),占据了微观计量方法领域的主流地位。因果方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由依靠主观个体经验模式向客观证据导向(evidence-based)模式的转变。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政府财政增收乏力,但民生性财政支出需求却居高不下,经济建设投入与民生投入之间、不同民生支出项目之间的预算竞争愈发激烈。为了在有限的财力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各利益相关部门不得不寻求数据证据的支持,以表明自身增支的合理性;其次,在应对更加多元、复杂与庞大的社会系统治理时,既往“摸着石头过河”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日渐暴露出其高“犯错”风险与高“试错”成本的弊端,致使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慎之又慎;其三,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政策亦从原先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与质疑者,由此推动政府内部基于绩效问责的管理制度变革,政府需要通过对项目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定与绩效分析,提高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效率,并以此来回应外界对公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

随着科学管理逐步向高校辐射,绩效评价制度改革成为“双一流”建设战略的迫切要求[1],教师的工作绩效愈加受到高校管理者的重视。为提高工作绩效,高校纷纷上涨教师工资,部分高校甚至“高价”聘请优质教师,但由于缺乏对教师工作环境的调整与改善,上涨工资并没有如愿提升教师的工作绩效,可见提升教师的工作绩效并不单单是上涨工资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学术市场中“旋转门”现象严重,教师的流动性更强,高校间的“恶性”竞争日益加剧。与此同时,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并不高,只有约46.78%的教师对工作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高校吸引人才和稳定教师队伍,更有利于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这比通过上涨工资来提高工作绩效更为有效。原因在于,高校是松散结合的组织,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整个高校组织更像一个拥有各种知识群体的控股公司[2],知识的自主性决定了教师无法也不能在严格的管理下工作,这将教师与一般职员区分开,具体而言:其一,教师相对独立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工作动机更多地来自于内心对学术追求,故工作满意度不能单纯地被工资的高低所支配;其二,教师从事着高深知识生产的活动,而知识生产并不是简单的时间累积,更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控性,故工作绩效也不能单纯地被工资的高低所左右。因此,在高校教师管理中,收入激励对教师工作绩效的提升作用并不如企业中那样有效,而对教师的内在激励则显得尤为重要,最根本的则是增加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以此改善教师对外在工作环境的感知,激发教师内在的学术热情,最终实现工作绩效的提升。因此,从高校组织和学术职业的特性出发,企业管理中的已有认知并不适用于高校管理,教师工作满意与工作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关系到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高校的学科发展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

从统计与计量学理上看,传统相关分析方法处于被淘汰地位亦存在其必然性。相关方法虽然能够揭示政策与现实结果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却无法为现实结果的形成究竟是不是由某一政策促成的这一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政策A与结果B有相关关系,并不意味一定是A导致B,因为如果存在其他一个事件C,它同时对A和B有影响,那么在未控制C的情况下,我们就无法得到A对B一定有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的结论,由此就不能保证政策A一定是一种能通向结果B的有效的政策干预手段。若决策者错误地将相关结果视为具有因果意义的依据,极易形成无效的政策干预。例如,分析显示冰淇淋销量与儿童溺水死亡数之间存在数量上的正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控制冰淇淋销量能够降低儿童溺水死亡数,因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只是一种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它们同时受到气温的影响。此外,相关分析通常无法提供变量间因果走向信息。例如,教育财政研究者常发现地方生均教育支出与财政转移支付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对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是受财政资助越多,地方的生均教育支出水平越低,这表明转移支付效果较差;二是那些生均支出水平较低的地方得到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这表明转移支付的分配符合公平性原则。究竟谁为因,谁为果,相关分析难以给出答案。相比之下,因果推断方法能够提供变量间可靠的因果关系信息,帮助决策者设计出能达成预期政策目标的有效的政策工具,从而成为证据导向型政策研究的主流方法选择。

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关系的探讨起源于1924年的霍桑实验,该实验发现受到额外关注的工人能显著地提高工作绩效,这既反驳了早期的“经济人”假设,又证明了“社会人”假设的存在,即工作绩效同样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影响[3],而工作满意度则是反映工人对社会和心理变化的最好衡量。至此,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受到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大体上有3种模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需对二者进行重新的概念化。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包括3种观点:一是工作满意度能单向地提高工作绩效,例如霍桑实验和激励—保健理论[4];二是工作绩效能单向地增加工作满意度,例如期望动机理论[5];三是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互为因果[6],尽管相关的中介传递机制因研究而异,但都证实了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存在。第二类模式包括两种观点:一是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由于中介因素的存在为虚假相关,例如工作内在报酬能够同时地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7],这些因素还包括个人的归属感和认知能力、职业规划和工作预期、工作压力和工作负荷等,但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二是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例如在考虑了个人控制因素之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变得不再显著[8]。第三种模式是对概念进行创新和拓展,并重新探讨二者的关系,例如将工作满意度界定为积极的情感[9],或将工作绩效的概念扩展到包含组织公民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等角色外行为[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10]。

近年来,因果推断方法被世界各国大量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美国是当前在公共教育政策领域中最重视因果推断法运用的国家。2002年布什政府出台《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该法案在其A部分第9101节中指出,教育政策在对教育现实进行干预前需得到科学基准研究(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的支持,而符合科学基准的研究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教育行为或项目的相关信息,必须经由严格、系统以及客观的程序获取;其二,研究设计需采用随机实验或准实验(quasi-experiment)的方法,将个体与组织、项目或行为分配至不同的条件下,运用合理的控制进行项目评价,在各类项目测评方法中优先承认随机实验的研究成果。该法案所提及的随机实验和准实验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种因果研究方法。一般认为,前一种方法达成的因果推断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①要优于后一种方法,因而在上述法案中,随机实验结果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权(Kaplan,2009)。②该法案的出台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教育政策研究对因果推断方法的需求,吸引了众多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进入到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大量新方法的应用还推动了传统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方面的转变。早先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教育作为一种数量级的投入要素(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对于促进个人收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育作为人身固有权利的实现程度,探讨应如何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才能切实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改善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关教育政策或项目评价性的经济学文献数量不断增多,涉及教育市场化改革(例如宪章学校、教育券)、小班化政策、教师培训项目、教学手段革新等宏观和微观领域(例如,Angrist
& Lavy,1999; Angrist,et
al.,2006)。因果研究不再追求精细的模型推演与复杂的方法应用,而是强调通过科学的研究设计构造出一种随机实验或类似于随机实验的数据环境,以最小的统计假设为代价获得更加可靠的因果关系结论。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包括随机实验、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法、倍差法等,本文将循序渐进地对这几种因果推断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实例应用进行介绍。为了降低教育研究者的阅读难度,增强文章的可阅性,我们将在论述中尽量采用非技术性语言,尽可能地避免数学化的表述。

总之,已有实证研究多表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联系,但其传递机制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其中介变量在测量上难以实现,其概念辨析在认知上存在着争议,这导致二者之间的因果方向存在争议。因为无法完全剔除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即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被证实的黑匣子,学界内部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此外,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管理领域,针对高校教师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或工作绩效的测量和一般性描述分析上;也有研究探讨工作满意度在薪酬结构与科研绩效和教学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11],但并不是直接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本身的研究,且所关注的多为二者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本研究对二者之间传递机制的理论基础和中介因素的影响并不作深入讨论。考虑到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社会服务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科研工作,而科研工作又能得到较为直观的衡量,故本研究将工作绩效限定在教师的论文产出上,借助于微观数据分析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其论文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教师、高校和国家的实践工作提供契合的政策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模型识别策略

已有的相关研究多通过传统的OLS回归进行估计,但选择性偏差的存在往往无法保证估计量的无偏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研究中存在以下偏差:调查数据中干预组和控制组的教师是非随机分布的;分类变量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工作满意度会受到包括个人的心理特质、能力水平、家庭压力、工作环境和工作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在上述因素上教师的分布是非随机的。为此,需采用新的计量方法以修正估计偏差,其中最为理想的是完全随机化的试验方法。然而,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完全的随机化,但可采用准试验方法替代。考虑到本研究属于影响评估研究,既无法人为地控制教师以完成随机分组,又缺乏有效的工具变量,所用数据也为截面数据,故更适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s Match Method,PSM)进行因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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